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资金保障 疫情冲击下各类减税补贴等政策给财政带来增支减收压力，稳定经济发力基建也需要资金支持。

如果市场准入门槛很高，经营环境风云变幻，这些企业是很难快速健康发展的。要聚焦外来人口改善宜居环境，具体如：实行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再就业培训等）对外来人口的全覆盖。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大阪G20峰会上的演讲，延续了其博鳌论坛演讲的总基调，从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五个方面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上述三个支柱发生变化、次第消失的过程，就是中国从奇迹式增长向常态型增长转型的过程。同时，还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以提高政府支出的效果。要建立完善社会诚信档案，使失信人员、恶意逃废债务的老赖们受到惩罚。上述行业都是政府严格监管、甚至由国有资本长期主导的领域。

土地财政转型与六稳 （一）增长动力变化与本轮经济下行 当前这轮经济下行是从2018年开始的。能否把经济增长维持在6%以上，直接关系到经济总量翻番目标的实现（2019年1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新京报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邀请顶级学者和各行各业资深人士，为疫情中的中国经济献计献策，以期推动市场恢复、经济发展。

3，稳定市场的核心是稳定对经济后续增长的信心和市场主体的预期，因势利导，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增长点的培育。而2020年贸易不确定性犹存，2019年世界经济仅增长2.9%，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徘徊于8%-10%之间。201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税收减少、支出加大，是否需要提高财政赤字率？ 巴曙松：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相信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后，总体上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应当是暂时性的，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有条件明显恢复。目前主要是小微经营贷和居民消费贷的需求受影响，整体上信贷需求受影响不大，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解决受影响企业的流动性问题，也使其能够在复工后尽快投产。

最后，降低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然而近些年中国经济已过渡到内需消费驱动，2019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升至57.8%。赤字率不超过3%的标准适用于经济增速较低、政府债务率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核心是稳信心、稳预期 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持续到疫情结束 新京报：在疫情冲击经济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 巴曙松：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最大冲击并非仅仅是疫情导致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更需要关注的是，从预期来看，居民和企业部门可能产生恐慌，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预期偏悲观。

投资者对未来原油和工业金属的需求持担忧预期，春节期间，黄金期货上涨1.8%，伦铜期货下跌7.5%，纽约原油期货下跌6.5%，伦敦原油期货下跌7.2%。总的来看，相较于2003年非典疫情，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一个全球经济增速更低，中国更依赖消费驱动、更深度参与全球贸易分工的时期。同时，相关政策要重点支持受冲击最大的地区、行业和社会群体，例如武汉、温州、重庆等城市，中小企业以及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国际市场普遍预期三个月后我国可以控制疫情，结束PHEIC状态，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预计就不会出现出口大幅度下滑的结果。

编者语：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正在让许多中小企业经历着生存的历练与考验。逆回购利率下调后，央行大概率会下调MLF利率，进而带动LPR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减轻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在LPR形成机制下确定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合意贷款量和利率，具有市场化特征，不会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其次，稳定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需求。

为了应对疫情，对武汉进行封城，我认为是一个艰难但是重要的决定，武汉和湖北人民承担了此次疫情的主要成本，通过封城，以有限的本地医疗资源来控制疫情的扩散，武汉和湖北的人民表现出巨大的牺牲精神和全局观念，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这无疑有助于整个疫情的管控，财政上也需要加大对武汉和湖北的倾斜。其次，要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信贷市场利率水平下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如果疫情能在2月底得到有效控制，开工期延后幅度不大，那么2020年与2019年开工期相差不大，固定投资有望保持稳定。参考非典疫情，当时直到5月之后，随着气温转暖、病毒传播活性下降，病例才逐渐得到控制传统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科，但资源配置只是个结果，它是参与者（自由）选择（行动）的结果，而这选择或行动又是在一定的机制（制度）下做出的。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如由于个体禀赋、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及偶然性等客观因素不同导致贫富差距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

其次，再来分析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此，疫情之下，市场、政府与NGO等机制要多管齐下，保障供给。

当市场条件不满足，价格信号不起作用的时候，其他机制如计划经济、排队、论资排辈、自愿捐赠等机制就会出现，具体哪种机制会起作用，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非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理性（或全知全能），精于计算。

人无完人，没有人能掌握真理，不确定下的进行试错总结本来就是获得经验知识的重要途径。价格作为资源稀缺的信号本身无所谓对错，发国难财一说太过武断。

目前为止，市场是最主要最广泛且有效的合作机制，市场不会失灵，只可能存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环境。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府鼓励NGO等组织的志愿捐赠等行为。若政府干预市场价格会进一步加剧供求失调，效果会更差。3．对于无法形成有效隔离的一刀切戒严封闭决策，虽然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产权，但也造成了因无法合作带来的连锁性损失，对社会经济运行形成冲击，这是政府决策时应慎重考虑的问题。

不要干预市场，因为市场是交易双方双赢的机制，而政府干预带有强制性，破坏个体的自主决策，结果要么其中一方受损失，要么双方受损。然而，兼顾正确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重在好的教育。

究其动力，一方面源于少数客观外在冲击（如自然的地震、风暴、疫情，社会的战争等），另一方面更多的来源于内在企业家精神（功能性定义，可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的推动，企业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利用自身敏锐的警觉与判断力发现并利用社会中的合作机会与手段（可表现为打破各种资源、技术与制度等约束条件），获利或承担损失，推动社会经济的运行。政府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公开，个体通过不同信息交叉印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甄别谎言，了解真相，消除恐惧。

正如斯密所说，人们以自利为目的带来了利他的效果，实现了社会的繁荣进步。正如哈耶克所说，每个个体的知识都是局部的，分散的，也大都是默认的而非可编码的。

传统经济学中社会参与个体（消费者或家庭、生产者或企业、政府与公益组织等）都以同质性的个体作为代表，但实际上他们各自有各的目的，各有不同的偏好、观念和主观感受。政府作为社会运行的参与主体，其主要作用是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保驾护航，制定法律、保护产权、确保信息及时公开透明、参与人可以自由决策，做好市场的守夜人。所谓理性，是指个体以行动或手段达至相关目的决策过程，只要存在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为是理性的，是事前的，而非事后的，即使事后感到后悔。接下来我们在奥地利学派行动学视角下利用行动-制度这一框架下进行分析。

对于因价格上涨无能力购买的消费者来说，政府可以可通过对外合作、利用财政税收补贴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或直接从企业购买商品进行分配。1. 信息是个体决策的前提，疫情突然出现导致的不确定性会使得掌握局部信息的个体无法正确决策。

若将合作理解为游戏，则制度则为合作的规则。由于每个人的境遇与禀赋等各方面的条件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优势不同或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加之每个人的需求多元化，因此只有各参与个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自由选择共同合作，才能扩大各自选择的机会集，达到互利共赢、满足各自需求的结果，从而实现每个人福利水平的提高，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只有自己才能了解自己，个人如何行动决策是他自己的自由，这是真实世界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行动学坚持主观价值论的基础。然而，传统经济学将制度视为外生并未加以重视。